黄学增与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湛江市哲学政治经济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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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增与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作者：窦春芳编辑：吉拥军发布时间：2014-07-02 点击数：3910

（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湛江 524088）

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论文之二（文章已刊发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89-94页。）

提要：黄学增对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贡献是巨大。1920年底，黄学增经谭平山介绍认识来广东任职的陈独秀，受陈独秀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随后，接受陈独秀的指示返回家乡遂溪，创建雷州青年同志社，揭开了粤西地区农民运动的序幕。1923年秋，接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正式开始投身农民运动。1926年2月至1927年3月间，其主要革命活动就是领导南路农民运动，期间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共广东省委在《二七纪念宣传大纲》上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成为与彭湃齐名的农民领袖。

关键词：黄学增；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南路农民运动

基金项目：2009年度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广东南路农民领袖黄学增研究，项目编号：F09009

1924年至1927年被称为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其农民运动以开展早、发展快、规模大、水平高，影响着全国其他地方农民运动的发展，并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火如荼的广东农民运动也涌现出了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他们是彭湃、阮啸仙、黄学增、周其鉴，本文拟用有限的篇幅，探讨黄学增对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贡献。

一、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回家乡创建雷州青年同志社，揭开了粤西地区农民运动的序幕

1900年9月14日，黄学增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乐民区敦文村，黄学增小名叫“妃贵”^[1]，学名叫“学曾”，后改名“学增”。父亲黄英如在家务农，母亲是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13岁时，黄学增进入本村私塾读书，后转入乐民小学就读，1916年，黄学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雷州中学，当时雷州中学的校长是大名鼎鼎的谭平山，谭平山是广东省高明人，1910年，谭平山从两广优级师范毕业后，到位于粤西的雷州中学担任数学课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后，因谭平山在雷州中学积极宣传反清斗争，又是同盟会会员，被推选为雷州代议士，随后升任为雷州中学校长，后来谭平山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结识蔡元培、陈独秀等人。1919年底，黄学增因大哥黄学颜中暑身亡，父亲黄英如生病无钱就医，被迫辍学回家务农，也就在这一年，19岁的黄学增结了婚，妻子叫苏莲，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不久，善良的村民因爱惜黄学增的才华，就联络发动遂溪黄姓宗亲捐资送他去广州求学，1920年夏，黄学增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此时的广州，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各种新书刊也随处可见，从信息闭塞的粤西农村走出来的黄学增除了认真学习功课之外，也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任书记，随后，陈独秀就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谭平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谭平山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广东高等师范担任教授，陈独秀就给他写信，要他在广州组建广东“共产党”，谭平山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积极响应，第一步先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底，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住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的“看云楼”。黄学增在他雷州中学数学老师谭平山的引荐下，认识了陈独秀，当时黄学增就读的学校“在市郊增渉，离市区十余里”^[2]，黄学增就经常“步行从市郊”^[3]到陈独秀在广州的家里请教问题。黄学增“受陈独秀的影响，思想倾向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间较早”^[4]“至于黄学增是什么时候参加中国共产党”^[5]，革命老人谭天度曾经回忆说“我认为大概和我入党的时间大致相同（我在1922年入党）。”^[6]谭天度还曾在《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发表过一篇题目为《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的文章，也提到过黄学增的名字，据文章载：“大约在1920年底，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开始时只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3人，后来到1921年党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如澎湃、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学增、杨殷、杨匏安、王寒烬、梁复燃等，组织逐渐扩大。”^[7]1922年4月，陈独秀来到广州召开广东党组织骨干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等问题，同年5月初，陈独秀与黄学增等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陈独秀指示黄学增返回广东南路组建革命团体，并向粤西地区的民众宣传中共“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同年7月初，已经是共产党员黄学增从广州回到家乡遂溪，先在遂溪县六区敦文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宣传活动，同时串联六区进步青年薛文藻、刘靖绪、黄而杞等数十人，并在敦文村黄而杞家客厅成立了中国乡村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之一——雷州青年同志社，开始在雷州半岛传播马克思主义。

雷州青年同志社成立后，黄学增组织社员到各乡村发动农民，联名向雷州驻防军控告遂溪县六区乐民团总陈河广，陈河广平时横行乡里，经常鱼肉乡民，最后，雷州驻防军扣留了陈河广。陈河广被扣留的消息传开后，六区的农民和渔民个个拍掌叫好。1922年8月20日，黄学增通过同志社的社员发动组织五区、六区、七区农民和渔民，在敦文村井头戏场召开了广东南路首次由共产党员主持的农民代表大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路农民斗争的序幕，不久，黄学增离开家乡，回到广州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第三次来到广州，主持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黄学增在老师谭平山的领导下，积极协助陈独秀做中共“三大”召开的相关工作。

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赴花县从事农运实践工作。

1923年秋，黄学增接受党的派遣，到广州附近的花县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他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校友阮啸仙、周其鉴一起深入到农村，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从此，黄学增正式开始投身农民运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黄学增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7月，黄学增被选送到彭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系统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方法，并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农讲所毕业后，黄学增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8月，黄学增再次被派到花县工作，当时的花县是广东农运重点县份之一，中共广东区委对花县农运相当重视，黄学增与派过来的同志互相配合，协助当地农运骨干，发展农会组织。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乡举行成立大会，“成立之日，全体会员6000多人参加，大门口贴着‘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牺牲奋斗是我辈精神’的对联。”^[8]此外，还邀请了贫苦农民数千人到会，农民革命声势大振。县农协成立后，立即领导农民向地主土豪开展斗争，实行减租。

农民运动的兴起，也引起了地主土豪的仇视。他们勾结县长江侠庵，发起组织了花县田土业权维持会（即地主会），还成立民团，购买武器，准备向农会反扑。为了孤立农会，他们还搞所谓“不认亲”，禁止亲戚同农会会员来往，连出嫁的女儿也不准返回娘家。10月底，地主武装500余人进攻九湖乡，当时在九湖乡的农民自卫军只有60人，无法抵抗。紧急时刻，黄学增率队撤离，并把县农协办事机构迁到鱼苟庄，还决定用地主土豪控制的“猪屎会”所收款项购买枪枝，扩大自卫军，保卫农民协会。但这件事受到县农协管理财政的王锦昭阻挠，后来经查才发现王锦昭是地主会安插在县农协里面的代理人，1925年1月18日，黄学增带领少数农军前往凤岭村把抓捕王锦昭，归途中，他们被地主江锦堂带领的民团堵截，双方发生激战。当时农军人数比较少，为了避免损失，黄学增指挥农军向元田村撤退，在元田群众的掩护下，才安全回到了鱼苟庄。等民团向鱼苟庄进攻时，黄学增已调集农军严降以待，并把敌人击退，保住了花县农民协会。1925年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117人，代表21个县农会组织的21万会员。大会通过了工农联合等决议案和发表了宣言，宣告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建立。”^[9]黄学增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会上，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全省农民统一在省农协的指挥之下，开始有系统地组织和行动，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以实行减租和反抗民团压迫为主要内容的“广东农潮”。

三、在国民党“二大”上，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黄学增和宋庆龄等九人，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席了这次大会，黄学增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和农民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和《农民运动决议案》。1月18日，黄学增向大会详细介绍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的内客，黄学增在决议案指出：“中国国民党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的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利益之本身，政府之行动亦须根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10]。为了反击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保护农民利益，黄学增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决议案里提出的取消各地民团局和民团武装、惩办反动防军和不法官吏、禁止高利贷和苛捐、规定最高租额、取消押租和上期租、取消田赋附加捐、制止预征钱粮等21项政治、经济方面的措施。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广东高要县地主土豪卢沂川、梁荣邦等，纠集广宁、德庆、高要三县民团500人和黑社会组织“神打团”及土匪3000余人，包围领村、波河、料村等地，先后打死打伤农军、农会会员1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高要领村惨案”。惨案发生后，黄学增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指示，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要求大会审议。随后，黄学增以农民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向大会报告了对该提案审查的经过，并提出了火速派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召集流亡、赔偿损失等五项措施。大会讨论后，认为黄学增所具理由非常充分，并准予立案，随后国民政府指派驻肇庆的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迅速出兵镇压地主民团的叛乱。叶挺奉命率队开抵领村，在广宁、高要两县农军和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了民团和神打团反动武装。

四、领导广东南路农民运动，成为与彭湃齐名的农民领袖

国民党“二大”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广东省农民协会决定将广东全省划分为7个区域，设立6个派出机关即办事处，“即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惠州办事处、西江办事处、南路办事处、北江办事处、琼崖办事处。”^[11]黄学增被委派为广东南路办事处主任，当时的广东南路包括十五个县二个市，即现在属广东的有阳江县、阳春县、茂名县、信宜县、化县、廉江县、吴川县、电白县、遂溪县、海康县、徐闻县，属广西的有合浦县、钦州、灵山县、防城县、北海市，由于远离中心城市广州，这些地区属于偏远地区，加上农运干部缺乏，所以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十分沉寂。1926年1月底，黄学增来到广东南路，黄学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26年3月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在梅箓正式成立，黄学增担任办事处主任，同时黄学增又是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和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全面地领导广东南路农民革命斗争。

1926年2月至1927年3月间，黄学增的主要革命活动就是领导南路农民运动，期间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30年1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二七纪念宣传大纲》上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12]，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13]，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黄学增这一时期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黄学增领导南路农民运动具体做了以下8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为了深入了解南路的实际情况，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南路办事处成立初期，黄学增就亲自主持了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活动。此次调查依靠集体力量，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和全部农运特派员一齐参加，划分范围，分工协作。黄学增虽然眼睛深度近视并患有严重的胃病，但他克服病痛，带头深入到一些区、乡，找农民谈话，找国民党党部筹备员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并集中各调查人员在各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黄学增亲自执笔，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写成了35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调查报告反映了高、雷地区9个县的社会情况，包括农民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农民运动状况等，同时以农民运动状况作为调查的重点，而且分县记述，调查报告中对遂溪、海康两县的记述尤其具体，每一个乡农民协会的名称、成立时间、会员人数、农民自卫军人数和武器类别、武器数量等，都做了记载。因为有了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作依据，所以黄学增才能从南路各县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具体的工作任务和采取可行的办法。

第二、吸收农运积极分子入党，并建立秘密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当时整个南路，只有党员几十人，而且党组织又不能对外公开，这些党员就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或者以国民党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分散在各县工作。黄学增依靠这些党员，在一些重点县、市，挑选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农运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加入共产党，并秘密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经黄学增不懈地努力，1926年春夏间，阳江、吴川、梅箓、廉江、遂溪、海康等县市向后秘密成立了党支部。

第三、充分利用国共党内合作的机遇，尽可能多的把党的干部安排到有关机构和群众团体中负责重要的工作。黄学增把共产党员薛文藻、陈克醒、杨枝水、钟竹筠等，安排在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和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分别负责党务、农运、宣传、妇女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共产党员朱也赤也被黄学增委为茂名县农协筹备处主任，兼国民党茂名县党部宣传干事。遂溪、海康、廉江、阳江、吴川、化县、电白、信宜、北海市郊等县市的农协筹备工作，也都由共产党员黄广渊、黄杰、周永杰、谭作舟、陈信材、卢宝炫、邵贞昌、梁本荣、江刺横等负责。南路农运的最高领导机构——南路办事处的领导成员，主任黄学增，书记韩盈，委员梁本荣也都是共产党员。

第四、为解决农运干部，黄学增仿照广州农讲所的经验，以学校、讲习所、补习班等形式，短期内培训了一批本地干部，学员学习结束后，被立即派出去工作。1926年4月，黄学增以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名义，举办了梅箓市宣传学校，共招收学员50多人，学习社会进化史、工农运动史等课程，学员每周上2次课，学习时间为3个月。同时，黄学增还在海康县城三圣宫举办雷州宣传讲习所，招收学员60人，学习时间也是3个月，主要学习的课程有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中国革命史、演讲须知、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组织法等。此外，还在雷城举办了一期工农补习班。随着农运干部解决，到了1926年夏，南路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

第五、领导了吴川县农民进行“反三捐”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苛捐杂税是压在南路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除“正捐正税”外，还有各种附加捐，名目繁多，如屠宰捐、筵席捐、过境捐、担头捐、榨糖捐、酿酒捐、捕鱼捐、牛头牛皮捐、麻蒜薯瓜捐、警察民团捐等等。吴川第五区农民多以种蒜为业，土豪李咏益勾结县长苏鹗元，向农民征收沉重的蒜头捐和蒜串捐，农民饱受敲榨剥削，苦不堪言。1926年3月15日，该区农运领导人、共产党员李士芬，“该区四十八乡农民逐联合派出代表五百余人，扶老携幼，到梅箓省农会南路办事处、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及第十一师政治处请愿，要求转致吴川县署取消蒜头苛捐。”^[14]黄学增立即以办事处的名义给县长苏鹗元写信：“顾念政府，体恤农民至意，克日将该蒜头捐取消”^[15]。但苏鹗元惧怕土豪势力，不肯办理。黄学增亲自到县署找到苏鹗元，警告苏鹗元国民政府已废除苛细杂捐，如不立即宣布取消此项捐税，南路办事处将按照法律程序上诉。此时，各区农民代表也齐集县署示威，最终迫使苏鹗元下令取消了蒜头捐、蒜串捐，还附带取消了肥料捐，最终，吴川“反三捐”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六、对广大农民进行团结、纪律教育，以粉碎、瓦解旧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反动军官、反动民团对南路农运的破坏。南路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旧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反动军官、反动民团的不安，他们私下串通起来势力极其强大，对农会极力破坏。面对这一情况，对农民进行纪律教育、团结教育显得非常重要，为此，黄学增经常到各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中进行政治教育，批评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宗族主义、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要求各级农民协会注意团结，服从指挥。对于违反纪律、妨害团结的现象，坚决批评教育，及时制止。1926年4月初，海康县第六区农民自卫军与第四区农民自卫军发生争执，第六区农民自卫军就擅自缴了第四区农民自卫军的枪械，还抓了人。事发后，黄学增严肃批评第六区农民自卫军“显违纪律”，要求第六区农民自卫军还枪、放人、道歉，在黄学增的积极调解下，双方言归于好。

面对南路农运，有的豪绅设立假农会，强迫农民参加，有的则混入真正的农民协会，企图控制农会。针对地主阶级的破坏活动，黄学增领导南路办事处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予以打击，为此，黄学增免去了大地主卓子藩窃据的海康县第四区农协候补委员兼肇榄乡农协委员长职务，并将其逐出农会，同时清除了卓子藩的亲信，改组了肇榄乡农会。黄学增还通过电白县署，把恐吓申请入会农民、派团丁持枪强迫农会会员退会的电白县第三区民团团董李公绿拘捕并法办，同时还乘势裁撤了第三区文山等几个乡的民团，收缴的公款、枪枝，全部拔给第三区农民协会。南路国民党组织里的旧官僚政客、地主土豪，与那些日趋反动的县长和驻防军军官们勾结起来，也疯狂摧残农民运动。1926年9月10日，海康县英利民团保卫局长邓志圣，勾结县长苏民和驻防军营长陈公侠，派兵包围海康县农民协会，逮捕了农运特派员程赓，并秘密杀害。苏民、陈公侠还联名发布《维持治安通告》，不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集会和收缴民团枪枝，违者按“扰乱后方”罪论处！在处理此事时，黄学增态度坚决，他除了调集遂溪县第六区农军到遂溪、海康两县交界地段，防止事态扩大，还通过海康县农民协会、青年同志社、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向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撤办县长苏民、撤办营长陈公侠、缉办劣绅邓志圣、抚恤程赓家属等四项要求。由于黄学增处理问题及时得当，不久，苏民被撤职，陈公侠被调离海康。

第七、通过多种方式，发动农民组织、参与农会。黄学增从1926年2月到南路任职开始，就经常深入到茂名、信宜、廉江各县农村，通过开会，演讲、演白话戏、印传单、出墙报、写标语等方式，发动农民起来组织农会。以茂名农民运动为例，黄学增为了尽快打开了茂名农民运动的局面，支持茂名县云炉、莲塘等五乡农民斗争了大地主梁竹铭。他还发动万余农民进入高州城，捣毁恶霸地主杨老二设在城内垄断粪便收售以剥削农民的“大利”大粪公司。在黄学增的领导下，南路农民运动从1926年夏到1927年春得到迅速的发展，全路农会会员从原来的9000多人猛增到约120000人。遂溪、海康、电白、茂名、化县、阳江、廉江、吴川八个县成立县一级农民协会，其它县和北海市郊成立了一批区、乡农民协会。

第八、期间还撰写了不少文章，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留下了宝贵文献资料。这包括上面已经提到的，“黄学增于1926年3-4月间，根据自己调查和各农运特派员调查所得材料执笔写成的”^[16]《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1926年8月10日，黄学增撰写了《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文章揭露了电白县的地主土豪及民团武装围攻、捣毁农会，抓捕农会负责人，吊打农会会员，及向农民勒索收谷捐等罪行，在文章中，黄学增愤怒地写道：“国民党的政纲，不是扶助农民的吗？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一次第二次宣言与夫迭次通令，不是给予农民以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之自由，并保护农民之利益的吗？……奈何二个月来电白的地方长官绝不惩戒或制止土豪劣绅地主们此种不法行为？农民的哭声已震动了全电白县，也许冲到他们衙门去了，难道他们还听不着？或者是和土豪劣绅地主们一样的异口同声说‘农民该杀’罢了！”^[17]针对国民党右派势力进一步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1926年12月23日，黄学增撰写了《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一文，这篇文章阐述了共产党的政治观点，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攻击，文章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间一部分最觉悟、最忠实、最勇敢、最奋斗的组织”，^[18]其最高目标“是本着马克思科学的共产主义，依据共产主义实现的步骤，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19]。在文章中，黄学增认为国民党是“人民解放的先锋队”^[20]，在谈到国共合作时，黄学增认为“这个合作，是要坚坚实实使中国各阶级民众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压迫底下解放出来”^[21]。共产党“根本的主张，虽然是社会革命，但是在目前的主张，却是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当中，它虽然是特别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不忘记其他阶级的利益（各阶级共同的利益）。所以，共产党不但是人民解放后盾的将领，而且是人民解放的急先锋”^[22]。文章消除统一战线内部一些人的疑虑，有利于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

五、大革命失败后，撰写文章积极总结大革命农民运动的经验与教训。

1927年3月，黄学增离开南路，赴广州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会后，黄学增奉命留广州工作。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4月，省委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去负责恢复革命力量。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香港召开，黄学增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省委候补常委。这一时期的黄学增还同周恩来、朱德、彭湃、叶挺、邓中夏、苏兆征、阮啸仙、周其鉴等，是广东省委宣传委员会的特约撰稿人，负责为广东省委理论刊物《红旗》半月刊撰稿。在琼崖工作期间，黄学增先后应约为《红旗》半月刊写了多篇文章，这其中包括《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两篇，文章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强调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乃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继续和深入。1929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黄学增在海口市的隐蔽地福音医院被捕，7月底，黄学增被杀害在海口市和府城之间的红坎坡，死时年仅29岁。